Michael Sandel, The Case Against Perfection: Ethics in the Age of Genetic Engineering,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1-2. [15]John Harris, Enhancement are a Moral Obligation, in Julian Savulescu Nick Bostrom eds., Human Enhancemen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151-154. [16]Chiris Gyngell Micheal J. Selgelid, Human Enhancement: Conceptual Clarity and Moral Significance, in Steven Clark, Julian Savulescu, C. A. J. Coady, Alberto Giubilini Sagar Sanyal eds., The Ethics of Human Enhancemen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pp.120-121. [17]Frances Kamm, What is and is not Wrong with Enhancement?, in Julian Savulescu Nick Bostrom eds., Human Enhancemen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103. [18]还有一个更弱的反对理由：从福利的角度讲，无论治疗还是改进，都是对现有福利水平的提升，所以在福利上并没有什么差别。
宪法不是德尔非神庙，它不能预见在私人关系中可能存在的人格侵害的种类和样态，如果要依据宪法解释出具体的人格权内容，那也纯粹是解释者的想象。宪法权利的主体是公民，民事权利的主体则是自然人，这一区别也有助于理解上述判断。
借用一个假设的情形：政府要关闭某个公园，理由是需要对之重新维护，一个人就不能因为他恰好每周都要在公园演讲而声称言论自由受到了侵害，关闭公园不会产生宪法问题，尽管他的言论自由确实受到了限制。值得关注的是，不同国家在共同议题上的言说往往基于不同背景，产生的后果也不同。晚近的美国宪法实践中，只要私主体的行为符合政府职能（government function)政府卷入（government involvement)政府支持（government encouragement)等标准之一，[10]法院即可视之为国家行为而使其受到宪法约束。[15]Laura Valentini,In What Sense are Human Rights Political?A Preliminary Exploration,Political Studies, Volume 60, Isseul, March 2012, pp.180-94. [16]这个假想的例子参见Ashutosh Bhagwat, The Myth of Right: The Purpose and Limits of Constitutional Right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p.4。[18]汉斯·纽文惠斯（Hans Nieuwenhuis）也指出：国家干涉其公民私生活的方式与所允许的私人干涉私生活的方式具有重大不同……当在私法争议中借用基本权利功能的适当分量时，简单地将适用于垂直关系（公共机构一公民）的推理方法移入有关水平关系（公民一公民）的争议中去并不是非常有益的。
关键词: 民事权利 宪法权利 具体化 人格权 引语 一种流行的观点是：宪法是部门法的母法，民法是宪法的具体化，因而民事权利是宪法权利的具体化（下文简称具体化说）。宪法是先于并高于政府的法，基本权利若非为规范政府，则根本没有必要写入宪法。进入专题： 基因编辑 人类改进 优生学 。
给定条件的差别越大，他所获得的成果被视为值得赞扬的成就的机会，就会因为努力的部分逐渐减少变得越来越稀薄。如果承认判断B，那么治疗和改进在性质上就是相同的。前者可能包括身体更健康、身体的能力更强、活的时间更长等能力方面的改进，也包括支持者最终将要抛弃的外观上的改进，例如长的更漂亮或者更英俊(眼睛更大、鼻子更挺拔、不再有谢顶等)。[28]布坎南勾勒出了替代性方案的大致模样：由于基因改进会对社会整体带来明显贡献，所以这应当被视为社会善而不是市场善，所以只有担负公共职责的国家/政府才能主导人类改进的行动，而不是全然让父母来决定是否进行这样的行动。
所以，真正所要面对的法律问题，实际上是个道德正当性的问题：如果基因编辑本身不存在技术上的风险，那么它还存在道德上的风险吗？如果存在，它是什么？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才构成了以法律方式处理该事件当事人的根据，因为它才是制定相关法律并理解这些要求的规范性基础，而不能如同调查报告一样，以一句国家明令禁止基因编辑活动的笼统说法敷衍了事。相应地，所要回答的问题就变成了这副模样：有理由反对在技术上安全的人类改进吗？或者说，技术上安全的人类改进存在什么样的道德风险，以至于必须忽视这种改进所带来的好处而予以禁止？ 这些问题本身，其实已经指明了基本的论证方向。
但强迫变得更好式的人类改进，就因为它超出了底线条件，而成为对某种特定生活计划的想象。优生学 如同任何一场科技革命一样，对科技进步的鼓吹与对科技风险的反省，必然是同步上演的。反之，如果它们都是伦理性的，那么需要的就不是成本—效益分析，而是某种价值上的论证。显然，要想澄清正常状态的规范性含义，就不得不进入到道德的领域中。
人类改进的支持者由这个例子得出的结论，并不是在主张治疗和改进之间根本没有区别，而是说即使承认存在这类区别，但它并没有达到绝对或性质的程度，以至于认为治疗和改进之间是相互排斥的，[15]从而能够捍卫允许治疗、但不允许改进的结论。S. Matthew Liao, Selecting Children: The Ethics of Reproductive Genetic Engineering3 Philosophical Compass 977(2008). [40]朱振：《反对完美？——关于人类基因编辑的道德和法律哲学思考》，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8年第1期。B.治疗和改进在重要性上是可比较的。简单地说，由于义务教育本身就是以尽可能避免社会不平等的方式，来对人类智力方面能力的改进。
反过来讲，如果以有别于市场的方式来进行人类改进，那么这些恶害至少将会被削弱。就定制婴儿这件事情，明显跟父母与子女之间的权利关系有关。
Nick Bostrom Julian Savulescu, Human Enhancement Ethics: The State of the Debate, in Julian Savulescu Nick Bostrom eds., Human Enhancemen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2. [12]严格说来，由于治疗也会带来从较差状态(生病)获得改善的结果，所以也应属于改进。所以，定制婴儿所引出的这个批评，就成为人类改进的支持者必须严肃对待的重要问题。
与此同时，这显然也是远超过目前正常状态的程度，所以这同时也满足了严格意义上的人类改进的概念要求，不是吗？ 对此，笔者并不否认，而且举双手赞成。[7] 回到基因编辑的问题上：作为一种科技，它也必然会带来某种特定的改进效果，因而才值得研究者努力，也才对一般民众拥有吸引力。[41]然而，社会基本善当然是可以被平等化的对象，但是因出生而获得那些能力，在出生之后却不再有被平等化的可能。但如果相反，以那个时代的正常标准来看，这些人类改进其实仍然只是那个时代的治疗而已。也就是说，从时间的线索来看，常规状态或者正常状态，本身并不是一个固定的标准。正常状态存在两种含义：描述性的与规范性的。
另一方面，它又是由政府所垄断的通用性改进。[6]所以，人类才有理由以如此高的热情拥抱科技的进步，科学才具有天然的正当性。
当然，如果父母未采取改进的做法导致孩子的不利地位，那么为了他未来生活的可能性着想，就会强迫他的父母采取改进措施，而此时强迫的因素因为满足义务教育式的底线要求，而成为唯一合理的选择。这表明，科学和科技[5]的正当性，一定还来自别的根据，这就是它对于我们生活的全面改进。
所以，真正需要认真对待的，始终还是导致社会不正义这一点。[16]支持允许治疗、但不允许改进的道德理由，可以做两个方式的理解：其中，较弱的理解方式是这样的，由于疾病所导致人处于(低于标准的)不正常状态，这严重损害了他的福利，而且是一种比未获得改进更差的状态，所以治疗就比改进拥有更大的道德紧迫性，因为不使他人受到伤害是道德责任的内容之一。
这一点不难理解：无论义务教育的时限有什么不同，高等教育都显然不在义务教育之列，因为它涉及的不再是底线条件，而是如何过得更好的条件，而这显然不是强迫被正当运用的范围，否则所有的教育就都是义务教育了。如果那个结果完全取决于给定条件，那么努力将无处存身，它也就根本不再值得赞扬。第二，国家明令禁止以生殖为目的的人类胚胎基因编辑活动。[13]这个区分参见Alberto Giubilini Sagar Sanyal, The Ethics of Human Enhancement10 Philosophy Compass 234(2015). [14]这是真实的情形。
[4] 在论证展开的一开始，需要对基因编辑这件事情进行性质上的确定。[35]因此，如果义务教育的方式，是最有可能同时容纳提高智力水平并克服教育不公平的做法，因而具备无可置疑的道德合理性。
然而，像卡姆所言，一方面，无法否认存在即使身染疾病、但其福利并未减损的情形，例如轻微的疾病和不致命的慢性病就是如此，所以治疗并不因此具有更大的紧迫性。就道德责任而言，哈贝马斯给出了可能是最有力的论证。
同时，由于优生学主张可以被区分为旧的优生学和新的优生学，[31]因此要想使得人类改进免于优生学的困扰，就必须同时成功回应这两种优生学所引发的挑战。除非，反对者认为只有治疗能够提高福利水平，而改进反而会降低福利水平。
[27]这就削弱了以如下方式回应社会不正义的论证力量：如果人类改进的成本降低到人人均可承担的程度，那么这就不会引发社会正义的问题(翟小波指出了这一点)。对这两个理由，可以做不同类型的理解：其一，技术风险的单一理解方式，即由于基因编辑在技术上存在风险和伤害可能，所以国家明令禁止基因编辑活动，此时这两个理由其实就是一个理由。其二，伦理和技术的双重理解方式，即一方面，目前的基因编辑技术本身存在着风险(技术风险)，另一方面，基因编辑活动本身面对着伦理上的挑战(道德风险)，这两个理由相互独立。然而，切断了人类改进与旧的优生学之间的联系，否定了它对于道德自主的威胁，并没有彻底消除对政府主导式通用性人类改进的担心。
如此一来，获得改进者与未被改进者，在社会结构中就处在大致平等的位置，而不再有可能分化为两个不同的阶级，这就回应了社会正义的批评。那么，唯一合理的反对理由，就只能是这副模样：在义务教育与人类改进之间存在某些关键性的区别，以至于无法将这两者等同视之。
如果作者将对立看法做贬低化处理，那么就会胜之不武，也会被视为一种作弊。也有可能体现在情感方面，更加通情达理、情绪更温和。
它的结构应当如此：即使存在这些改进，但是由于它挑战了人类的某些价值或者人类自身的某些性质，以至于必须放弃这种改进的机会。不过，接下来的这个最后的讨论，其实已经揭示了正常状态这个区别治疗与改进的标准的动态性，以至于治疗和改进的区别仍然能够成立。
